城乡二元体制酿城市病 北京筹建城市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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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体制酿城市病 北京筹建城市副中心

许多到过北京的游客，都对北京市周边破旧的农村感到惊讶。相比于北京市中心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北京郊区特别是山区破旧的农村房屋、落后的基础设施触目惊心。大陆坊间传言，“北京市四环内像欧洲，六环外像非洲”，市区与郊区的差距可见一斑。

不仅是在北京，城市与农村的巨大差异在中国其他地区也广泛存在。主流观点认为，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是城乡二元体制酿造的恶果，也是中国继承苏联式的财政制度所产生弊端的外在表现。

北京时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两个：一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工作，二是建设城乡二元体制酿造的恶果，治理北京的城市病。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习近平的主持下，会议总结称，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要在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领域率先展开合作，坚持从环保和规划的方面展开三地合作，三地合作要广泛的应用世界先进的环保技术，三地建设要让每一寸土地都规划的清清楚楚。

习近平在会上称，“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一个历史性的工程，必须一茬接一茬的干”。习近平认为，北京的某些产业、教育、医疗、休闲等产业要逐步向河北拓展，要在通州建设北京市的城市副中心，北京将要建设成为绿色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治疗北京“大城市病”要见成效。

外界认为，无论是北京城区与郊区农村的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别，还是北京与周边河北地区的贫富差距，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极为集中的苏联式的财政制度，源自于全球独有的城乡二元体制，而这又客观上造成了北京人口拥挤、交通拥堵、资源不堪重负等“大城市病”。

相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中国继承于苏联的财税制度具有明显的中央集中性。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收入上，中央占有垄断地位。近期“营改增”改革完成后，财政收入进一步拢归中央，地方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是靠中央的划拨转移。即便在地方省、市、县一级的政府中，财政支出向政府所在地倾斜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财政支出向区域中心城市集中，这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资源向大城市集中，吸引了人才向城市聚集。像北京市2014年的常住人口达到了2200万人，远超1800万人的控制目标。人数的增加造成资源短缺，北京市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100立方米，仅为中国人均水资源量的二十分之一。媒体报道称，在北京和华北平原的地下，形成了中国最大的水源漏斗区。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并非心血来潮，习近平早就开始重视中国的城市问题。2014年2月，习近平主持召开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说，“解决北京的‘城市病’，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2015年12月，习近平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这是时隔37年后中共第二次召开城市会议。

坊间传言，既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和已经定型的财税制度，让习近平解决城市病与城乡分化的问题遭遇到了挑战。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政府官员不受制约的决定了财政支出的方向。集中建设政府所在地的城市，这是政府通行的惯例。将财政支出由向北京集中到向天津、河北倾斜，由向城市集中到向农村倾斜，这不仅不合惯例，而且可能引发官员的抵触。

尽管改变城乡二元体制、解决北京的城市病遭遇挑战，但中共高层依旧将京津冀一体化和建设北京副中心当作一项雄心勃勃的试验。北京市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所在地，新城建设中可能将全面推行“无围墙小区”的试点，“无围墙小区”作为中共近期推出的新政曾备受争议。京津冀一体化更将作为在经济程度差异巨大的地区协同建设城市群的先行试点，习近平在会上称，“要打造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北京城市副中心能否起到解决北京“城市病”的效果仍待检验，但习近平召开的此次政治局会议已经在房地产领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5月28日，北京市通州区的房价普遍上涨。早在中共公布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后，短短一年间，通州的房价已经由2万元（1人民币约合0.1524美元）一平米上涨到了接近4万元一平米。

(余乐 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