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孩在日本街头撒尿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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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孩在日本街头撒尿之后


当年的日本“其实没有那么好”：公园泛滥成灾的垃圾、车站内不惜挤到头破血流的乘客、各种专利和商标的盗用、掺入糖水的假葡萄酒、混入了猫肉狗肉的香肠……

作者：唐辛子（腾讯《大家》专栏作家，旅日华人）

春节，对于不能回家乡过年的海外华人而言，是个相当寂寞的节。比如我：除了老老实实看书，做一只安静的“糖辣椒”以外，就是瞪圆双眼，看着日本媒体报道中国游客如何“买爆”“买断”日本各大商场。惊讶着祖国来宾强大的购买力，然后用于余音袅袅的自嘲体，感叹自己真是：“好寒碜~好寒碜~~好寒碜啊~~……”

不过，自嘲归自嘲，国人变得富裕起来，总归是令人高兴的。因为这对海外华人而言，绝非坏事。17年前我刚到日本，一位友善的日本老伯，总是问我：是不是来日本赚了钱，就回中国老家去盖房子？因为他知道以日本的地价房价，中国人根本买不起。而现在日本人再也不会这么问了。现在的日本人，正在心怀恐惧地看着有钱的中国人在日本“圈地”。 去年看到过日本林野厅的一个统计：仅2013年一年的时间，中国的个人与企业等，在日本全土就购置了194公顷的土地，相当于被称为“东京巨蛋”的东京体育馆40倍以上。

家里有钱了，穷亲戚也都感觉自己跟着阔了起来---从这类中国传统思维逻辑来看，看到国人有了钱，我这样的“穷亲戚”，其实感觉也蛮有面子的。因为现在我外出购物只要说中文，日本人就会当我是“有钱人”。过去那种一看到中国人，日本人的漫画脑袋就蹦出一个大大的“穷”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日本的商家对于中国游客的到来，也是满怀欣喜的。他们不仅在商店里张贴大红喜报“欢度春节”，有些甚至还会在十月一日那天在店铺内外贴满“欢度国庆”的大红招牌讨好中国游客。尽管爱国的日本右翼们对此深感愤怒，痛斥其为“卖国行径”，但对于普通人而言，挣钱吃饭貌似比爱国重要。所以就算日本爱国右翼们上街游行反对日本的“卖国商人”，但日本家家户户的大商场，依旧四处贴满了“欢迎使用银联卡”的简体中文。

揣着“银联卡”的中国游客浩浩荡荡地来了。日本人心花怒放地看着他们一掷千金地四处血拼，也同时无可奈何地承受着另一些额外的附加物：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大声喧哗、插队、不守时、领着孩子当街如厕……日本媒体惊讶地将这些称为“中国观光客的岂有此‘礼’”（中国人観光客の「とんでもマナー」）。

2月23号日本电视台的早晨节目“Sukkiri”，播放了中国游客乘坐大型巴士在日本繁华街的“爆买”购物画面，其中甚至包括一段年轻的中国母亲领着孩子在东京银座某店铺入口小便的录像，当日本记者上前阻止时，年轻母亲扬了扬手中的塑料袋，表示没有弄脏地面。

这段录像被翻拍下来转发到了微博等中文网络，引来大批国人网络围观。许多人谴责这种做法“很丢中国人的脸”，认为出门在外，理所当然应该遵守公共礼仪。但也有不少人为这种行为辩护，说：人有三急，何况孩子？而且那位中国母亲已经准备了塑料袋，够文明的了！应该看到进步。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人则提出质疑，说：

“记者什么时候不好出现，偏偏在孩子一泡尿的时候及时出现了？”

“日本记者蹲点等中国小孩撒尿，等了一年终于等到了！”

“日本醉汉不也深夜街头小便吗？为什么见到中国人就小题大作？”

就连我认识的一位国内的媒体朋友，这次也对日本媒体曝光此事表示反感，说“我对喜欢挑拨仇恨上纲上线的媒体非常反感，不管来自哪个国家。”

国人对于此事的种种反应，令人再次思考一个问题：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自信？

“孩子当然不可以当街大小便”---这应该是一个根本无须讨论的基本常识。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公共环境，更重要的是对孩子自尊心与隐私权的爱护。孩子虽然年幼，但人格与成人平等，不当众如厕，是对于孩子自体的尊重，是对孩子贵己意识的保护。这些绝非小事，而是从小开始通过对于公共空间秩序的遵守与自律能力的完善，来实现良好公民意识的大事。贵己意识让孩子从小懂得自尊自爱，而这正是未来良好公民社会的基础与前提。

但为什么如此常识的问题，也会引来国人激烈的争论，甚至还有人会为之辩护呢？细细想来，有一部分人的确缺乏常识，但更多的人，想必是自尊心作怪。尤其当对方是日本的时候，国人的自尊心会变得特别敏感，甚至很快就能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尽管当年中国是战胜国，日本是败战国，但这并不能摆脱中国人作为受害者的阴影。

因此，虽然现在中国GDP都超过了日本世界第二，并且中国人成为全世界的购物主力军，但国人的钱包在变得厚实时，自信心却依旧薄弱。这一点，表现在国人各种过于敏感的神经上——在国内，国人可以忍受服务行业的各种怠慢，但一旦到了海外、尤其到了日本，服务若稍有不周，便马上可以心生愤怒，马上可以联想到“歧视中国人”，接下来，国恨家仇、历史民族、大是大非……种种情绪全来了。因此，当这次中国孩子在银座街头小便遭遇曝光时，有一部分国人甚至质疑这是日本媒体自编自导的闹剧，目的就是为了丑化中国人。

对于这样的质疑，不得不说国人真是想得太多了。中国人如何，全世界都在看，无须刻意美化，也无须故意丑化。倒是“日本记者蹲点等中国小孩撒尿”这一质疑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这算得上媒体抓新闻的一贯手法。问题在于：日本记者没有白蹲，还真让他们给逮着了，并曝光了。

但中国人就应该因此愤怒吗？我真觉得国人不必为此而愤怒。即使日本媒体有意寻找这类新闻，也完全大可不必。让对方找碴，令自己提高，绝无任何不好。一个国家的政权，通常是在各种骂声中学会如何“为人民服务”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公共空间，也通常是在各种陋习曝光之后，逐步走向完善的。

来过日本的国人，都对日本整洁干净的街道、彬彬有礼的国民、严谨自律的公共秩序……等等，表示过惊讶与赞叹。但我想说：大家所看到的现今日本社会的种种文明，并不是日本人天生的，而是这个民族在各种丢人现眼之后所收获的结果。

喜欢日本文学的国人，想必读过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三四郎》吧。这部写于明治41年（1908年）的小说，描述了出身于九州的乡村青年三四郎，从乡下来到东京大都市之后所经历的种种。在小说的第一章，有一段这样的描写：在从九州开往东京的列车上，吃完了一份盒饭的三四郎“把吃剩的空盒子用力向窗外抛去”—很不幸地，三四郎“迎风抛出去的白色饭盒盖又随风飘了回来”，并撞上了站在车窗前的邻座姑娘的脸。

这种朝车窗外扔空饭盒的现象，在当今的日本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百年前，它确实存在，并被日本文豪用笔写进了小说里。因此，当一群怀旧的日本老人，总在唠叨着过去的日本如何如何好，日本人如何天生爱卫生、天生守规矩、天生讲礼貌时，一位名叫大仓幸宏的日本70后作家，便挺身而出写了一本书进行反驳，书名叫《据说当年确实好》（《「昔はよかった」と言うけれど》 新评论出版社）。大仓幸宏在书中以百年前的《読売新聞》《東京日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等新闻报道为依据，列举了大量从大正時代（1912–1926）到昭和前期，也即二战前日本的种种“非常识劣迹”，来说明当年的日本“其实没有那么好”：公园河川泛滥成灾的垃圾、车站内争先恐后不惜挤到头破血流的乘客、各种专利和商标的盗用……还有掺入糖水的假葡萄酒、混入了猫肉狗肉的香肠、盗窃客人行李的搬运工，甚至连高档西餐酒会上的刀叉，也会被人“带”回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百年前的日本人，只局限于榻榻米上的清洁习惯与生活礼仪，对于突如其来的西方样式的公共空间，显得无所适从。因此百年前的日本公知，就像今天的中国公知一样，常常为日本人怎么如此“缺乏公德心”而心生郁闷。也因此，当中国游客的不良陋习也被带到日本时，尽管日本网络上会出现一些难听的指责，但大部分日本人表现出了一种宽容，因为他们说“过去的日本也曾经类似”。更重要的，是同属汉字圈文化的日本人，也同样深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点，文明的日本社会，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我想：“仓廪实衣食足”起来了的中国人，面对海外媒体的曝光甚至“找碴”，完全不必要愤怒，更没必要动不动就提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让他人找碴，令自己完善，这才是富起来的中国人需要拥有的自信。只要不是恶意的民族歧视，统统可以笑纳。

而至于财大所以气粗，有钱就是任性的，顶多也就是让人知道“人傻钱多”罢了，仍不过是贫者心态。因为富有，所以谦卑，才是尊者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