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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官方:可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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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19 00:02: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东北地区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官方:可以探索

如何应对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2月18日消息,该委根据工作职能,已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

关于“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答复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

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答复称,提高生育水平,关键是要顺应群众期待、聚焦群众期盼,在公共服务方面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切实解决家庭生育养育子女的后顾之忧,提高群众的生育积极性。

国家卫健委指出,代表在建议中提出“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我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我委认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最后,国家卫健委表示,我委将继续加强区域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指导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构建支持家庭生育的制度体系,进一步激发生育潜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澎湃新闻注意到,2020年,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已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来源: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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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19 23: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下午察:放开生育限制能扭转东北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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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18日,一名工人赶在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前,在哈尔滨松花江铲除冰块。当地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大批青年人向能提供更多工作机会的城市流失。(路透社)

中国国家卫健委前天就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建议中国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情况,对如何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进行探索并提出试点方案,凸显东北人口危机已经提上中国政府议程。

东北的人口危机由来已久,生育率底、老龄化、年轻人口流失等都是多年悬而未决的难题。人口问题是全中国共同面对的挑战,但为什么东北如此突出?全面开放人口生育政策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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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26日,三人在辽宁省沈阳市的大雪中散步。当地人口流失问题严重,加上今年中国政府提倡“就地过年”,当地新春期间显得人烟稀少。(法新社)
东北人口危机的由来

导致东北出现人口危机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中国卫建委已点明病根,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

归根究底,东北经济没落与产业结构单一是核心导火线。当地年轻人南下其他地区谋生,留在东北的剩余青壮群体由于经济压力不愿多生,青黄不接的局面可想而知。不过,东北也曾有其辉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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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东北某重工业场。当地从1900年代初期就开始发展重工业,多年在中国领先其他地区。(互联网)
早在清末至民国期间,大批涌入东北的移民在肥沃的土壤上开拓农业,榨油、面粉和酿酒很快成为该地区三大支柱产业。东北是当时重要的农产品加工基地,为随后的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开打,日本随后于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胜出,隔年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急速扩张其在东北的经济势力。为了战争所需,日本一直将重工业作为东北的主导产业,倾全力扩大生产,使重工业急剧膨胀。

东北因此很早便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1928年开办的中国规模最大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1936年开办的沈阳冶炼厂、抚顺的现代化煤矿、哈尔滨到大连的超特急列车(“亚细亚”号特快列车)等在当时都是领先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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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与政治缘故,东北多年以来都是中国重工业阵地。(互联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后,由于东北原有的工业基础和紧邻苏联的关系,许多重工业建设项目也都被安排在那里。当时东北三省的原材料、能源及机械工业基础较好,建国初期成为中国“一五”期间(1953至1957年)的建设重点,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有56项都被安排在东北进行建设。这些项目再度强化了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的地位。

不过,进入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东南沿海地区成为国家投资和政策供给的重点区域,市场取向也逐渐成为政策设计的主流倾向。区域发展背景的转换使东北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一方面,东北“过重”的产业结构对市场机制一时难以适从;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轻型化政策取向使东南沿海地区轻型工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东北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经济总量、主要产业在中国的地位不断下滑,区域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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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东北工业集团蓬翔汽车有限公司的员工在辛苦劳作,进入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重心转移,但东北依旧以重工业为主,“过重”的产业结构对市场机制一时难以适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1998年,中国时任总理朱镕基大刀阔斧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了改善贪污和国营企业效率低等问题,当时的国有企业被要求实行公司制改造、组建企业集团、股份合作改组、租赁经营和兼并、合并、出售等改革,过程中大量削减人力。作为有众多国企的老工业基地东北,自然成为这些改革的重灾区,有大批员工被迫下岗,让已然萎靡不振的区域经济雪上加霜。

从1990年代开始,东北地区人口问题就已开始凸显,人口出生率连年下滑,老龄化率逐年攀升,加上持续的人口外流,东北人口早已出现负增长。

东北人口危机有多严重?

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是全国生育率最低的三个省,总和生育率为0.74至0.76,仅为世代更替水平的三分之一。

2015年7月29日,中国区域发展网在一篇题为《未富已先老:东北人口危机警报》的文章中称,根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虽然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净流入,但远比不上一个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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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市渝中区的家中,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付宝印抱着儿子和妻子孙梦洁(图左三人)比出心形手势,向留守长春的母亲(右)拜年。东北地区有越来越多青年背井离乡在外打拼,当地留守老人居多,老龄化问题严重。(新华社)
从2013年开始,东北地区常住人口持续七年净流出,合计流出了164万人。目前,东北地区只有沈阳、大连、长春等少数重点城市人口处于净流入状态,黑龙江省几乎所有城市人口都在净流出。

去年4月,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相继发布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万6000人、13万3300人和21万8000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

危机怎样才能缓和?

卫健委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其实,早在2016年,黑龙江就在漠河、绥芬河等18个边境地区率先放开了三孩。根据当年黑龙江修订的人口条例: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以在依法生育两个子女基础上,再生育一胎子女。但当地民众响应不高,归根究底还是要解决东北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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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员工在沈阳的一家养猪场工作,当地的就业选择有限,是不少年轻人选择离开南下闯荡的主要原因。(法新社)
2007年,黑龙江社会工资为1615元(人民币,下同,330新元),而当年广东的社会工资为3349元;五年后的2012年,前者的社评工资才达到2843元,但广东已是5313元。当时数十位在深圳工作的东北人受访时说,他们选择南下的主要原因是东北的工资收入较低。

而从东北名校年轻毕业生的流向也可看出,东北本地并不是这些人才施展能力的地方。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本地留存率仅为11.89%,在哈工大毕业生的就业地区分布中,最高的是广东,占比高达19.5%,第二去向是北京,为17.13%。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的毕业生本省留存率也只有17.2%,位于长春的吉林大学为27.02%,大连理工大学也只有27.54%。

东北留不住年轻人,也并非完全是年轻人“嫌贫爱富”,而是东北有很多产业确实不发达,导致就业机会少、行业选择窄,东北年轻人留守或回乡往往意味着失业。这些年轻人自然也不愿意他们的下一代在东北面临同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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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东北名校毕业的学生,为了更好的事业发展,不少选在去外地工作。(互联网)
因此,想要缓和东北的人口危机,最根本要解决的是当地的经济与产业结构问题。当经济开始提振,产业发展多元化,基本的就业问题缓和,年轻人自然愿意留在东北,外地青年也原意进入东北组建家庭,老龄化将被增加的年轻人口对冲,生育率也会随着提高。

此外,医疗、教育、住房等基础设施与资源的提升,并让普通家庭负担得起,也有助于提高年轻人在当地组建家庭的意愿。

不过,这些问题并非一时半时能解决,短期来看,优质资源仍会聚集在一线城市,年轻人也会不断向大城市涌入。解决东北的人口问题,还需要长期的方案。

其实,人口问题不只东北一地独有,就连中国发达地区同样难以置身事外。从全国来看,全面二孩的政策效应已经释放完毕。2019年出生人口仅为1465万人,是196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初的2016年,少了300多万人。中国公安部2月8日发布的不完全数据也显示,中国婴儿2020年的出生率将大概率低于2019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就警告说,“出生人口塌陷之狼真的来了”,中国人口政策应尽快实现从限制生育向鼓励生育的根本转变 ,否则长期低生育率和人口规模萎缩,会导致经济萧条和综合国力衰退,社会阶层固化。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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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2-20 13:39:07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卫健委答复“东北放开生育限制”

  可以立足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去年,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曾建议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国家卫健委近日表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实际进行探索,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东北人口问题有复杂成因,与当地城镇化早、经济发展、体制环境等有关。

  ●国家卫健委回应

  做好研判和风险评估

  根据国家卫健委历年发布的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的1523万人,减少了58万人。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辽宁团有多位代表就人口问题提出建议。陈向群代表建议,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近日,国家卫健委答复了《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

  其称,“建议国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对该委工作很有参考价值。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深入研判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对当地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稳定、资源环境战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影响;做好政策调整后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评估政策变动的社会风险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王桂芬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2015年10月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来,辽宁省人口生育率略有回升,但人口总量持续走低。2020年,辽宁省卫健委曾在答复该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12030062号建议时提到,自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辽宁省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达到35%以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政策对该省出生人口数量的影响有限,未来一段时期,生育率仍将处于较低水平。

  根据辽宁省卫健委发布的数据,2018年,辽宁省常住总人口4359.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死亡率7.3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远远低于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3.81‰的水平;出生率为6.39‰,低于全国10.94‰,排在全国第25位。

  相关机构多次开展调研

  国家卫健委在答复中表示,针对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相关问题,该委曾委托相关机构多次在当地开展调研。

  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辽宁省卫健委在2019年答复省人大代表建议时提到,该省15–49岁的育龄妇女的基数小且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加之生活压力大、托育难、育儿成本高,不愿生、不想生、不敢生的育龄妇女越来越多。面对“4-2-2”日益严峻的养老形势,“生得起,养不起”是新生代独生子女育龄妇女不可回避的生育难题,她们既要为工作奔波劳顿,又要承担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压力,成为了该省生育率一路走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话北大教授陆杰华

  东北人口问题由来已久成因复杂

  新京报:这些年来,东北地区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引起外界关注,当地人口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陆杰华: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不是两三年间才有的事情。我们在关注东北经济振兴问题中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当地生育率就相对较低,与此同时,当地“留不住人”,年轻人外流率高,其中包括高素质人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新京报:为什么东北会这样?

  陆杰华:跟很多因素有关。从经济上分析,为什么人口会外流,很多流向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跟当地经济发展、制度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从历史角度看,东北是老工业基地,改革发展初期,东北的城镇化比例是比较高的,而城市内多是独生子女;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无论在城市和农村,都执行得很严格,从那时候开始,当地的人口就在减少。东北从辽宁最早进入负增长,然后是吉林、黑龙江。其中辽宁比较早就做了中长期人口发展规划,更早关注到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新京报:代表建议放开生育政策,但也有很多人评论说,现在不是让不让生的问题,是养不起的问题,你怎么看?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能起到哪些作用,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吗?

  陆杰华:放开生育政策,不简单是增加人口规模,还能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劳动力,让人口结构比较良好,减缓老龄化进程。

  现在还很难评判放开后能起到多大作用,但放开至少是一个信号,至少在优化生育政策、增加生育政策包容性上,做出更好的实践探索,这种探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生育政策更加宽松,至少一部分愿意生的人能够实现自主生育。

  至于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要实践之后才能看到。如果达不到预期,就需要更加积极的政策,让老百姓生得起、养得起,比如建立家庭友好政策的支持体系,降低教育成本;还是不行,就要做好人口老龄化的准备,从其他途径予以应对。

  新京报:其他地区会不会面临同样的压力?

  陆杰华:我认为东北的人口问题不是个别现象,可能代表了未来的一个趋势,甚至可能不可避免。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们的生育观念在变化,有的已经不把生育当作必选项。加上既往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导致家庭规模本就在缩小,人口虽然缓慢增长,属于惯性增长,短期内仍有很大体量,但人口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去计划生育执行好的地区,如果没有流入的劳动力,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会更早到来。现在看到的是东三省,下一步可能是四川、重庆等西部地区,他们也有大量的人口外流。东部地区稍好一些,像苏南、无锡、苏州等地,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也执行得很严,但他们能吸引外来劳动力,稀释了当地人口增长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

  新京报:很多经济发达国家也在面临少子化、高龄化,他们怎么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陆杰华: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加拿大依靠外来移民,缓解本国的生育率下降的问题;欧洲大多国家鼓励生育不太见效,尤其在南欧地区;北欧的一些国家还不错,比如瑞典、丹麦;俄罗斯出台了比较积极的鼓励生育政策,其中包括资金补贴,这两年生育率有所回升,但欧洲多数国家研究发现,现金补贴的作用不是特别明显,不如托幼服务等的支持。

  总的来说,要保持长期的人口生育目标是很难的,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地区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然相同。

  ●对话辽宁人口专家宋丽敏

  放开生育限制就应该全面放开

  国家卫健委在回复中称,曾委托吉林大学、辽宁大学等机构开展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相关问题研究。2月19日下午,记者联系到辽宁大学承担该课题的宋丽敏研究员。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

  新京报:辽宁被称作第一个主张鼓励生育的省份,请问近年推出过什么具体措施?

  宋丽敏:前几年,我们与辽宁省发改委合作编制辽宁省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当时就提出鼓励生育,辽宁省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主张鼓励生育的省份。不过,从人口政策的角度看,目前还是一个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观念转换期,观念转换之后,才可能是政策的转换、具体措施的转换,现在还处在过渡阶段。

  新京报:如果东北放开生育限制,是完全放开,还是从全面二孩变成三孩、四孩?

  宋丽敏:我感觉,如果放开,就一定要全面放开,不应该在数量上做文章了。之前,全面二孩放开后,都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反弹,放开三孩四孩,就会多生吗?

  人口学上有一个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是说:生育孩子数量越多,边际收益越下降,边际成本越上升,导致生育意愿随着孩子数量不断降低。

  新京报:放开生育限制了,会对新生儿数量产生很大影响吗?

  宋丽敏:影响会有,但估计很小。因为全面之前陆续对双独、单独及所有家庭放开生育二孩,并没有造成生育“井喷”,反而是近年来全国的生育水平持续走低。按照“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其实前几胎的愿望是最强烈的,后续胎次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继续放开生育,其政策效果必然会进一步弱化。

  新京报:您提到,目前是生育观念转换期、政策转换期,并且认为放开生育限制也不会对生育率走低产生多大影响,那么,如果要鼓励生育,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宋丽敏:我们讲,要构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有利于社会的均衡发展,生孩子其实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不过,人的观念转变,需要一定时间,更需要制度支持。如果采取一些措施,让大家知道多生育的好处,会产生一定效果。

  具体措施方面,税收减免是当务之急,目前个税对有孩子家庭每个只减1000元,这是远远不够的。德国、法国等国实行家庭税收制度,把孩子当一个人或半个人计算,会使纳税基数更低,能大大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对税收应该系统梳理,像住房契税、营业税、母婴产品税等都值得探讨。

  同时,我们还建议发放生育津贴,根据生育胎次差别、孩子年龄差别,采取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度。

  我们建议适当延长产假,同时建立一种性别平等的育儿假期。目前我国是母亲育儿多,父亲参与很少。2015年,我们做家庭生育状况调查时发现,父亲对婴幼儿的陪伴少到令人惊讶。因此我们认为,要贯彻性别平等的育儿观念,实现协同养育。欧洲一些国家实行育儿假期配额制,要求父亲必须休够90天,如果休不够,母亲的假期也要取消。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制度设计,会减轻女性养育子女的劳累和痛苦。

  另外,在社会支持方面,除了迫切需要解决的0-3岁婴儿照护,我们建议提供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照护。0-3岁、幼儿园学龄前、青少年等各个阶段,都应该有,建立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照护体系。这需要借助社会机构、社会工作者和市场力量共同实现。

  新京报记者 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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