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官员们似乎对公民开源节流的能力有信心,但在公共卫生议题上却完全不同。留给个人选择或责任的东西很少。封锁已经被严格执行,任何感染者都会被立即从他或她的家庭中带走,并被隔离在政府诊所中。
到了4月初,所有从国外入境的旅客,无论国籍,都必须在国家批准的设施中接受为期两周的严格监控隔离。
我偶尔在官方通知上看到“安全距离”,中国人版本的“社交距离”,但我从未听到有人真正说过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没有在公共场合实行过。封锁结束后,地铁、公交车、火车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我去杭州的时候,坐的是空客A321,一百八十五个座位全部坐满。
当我采访从事商业或外交工作的人时,我们就像2019年一样握手。行人仍然在街上吐痰。在室内和交通工具上仍然必须戴口罩,但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几乎没有变化。
我女儿所在的三年级班级有五十五名学生,复课时人数减少到五十四名,其中一名女生由于和家人去塞浦路斯度假而滞留在那里。
学校曾试图把相邻的课桌分开,但是,这么多人挤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桌子之间的距离改变一点点都不行。学生们通过一个装有体温扫描仪的帐篷隧道后进入学校。走廊上的牌子上写着一首新歌的歌词:
回学校,做什么?
别害怕,听我说。
戴口罩,好好学。
口罩保护你我他。
起初,孩子们戴口罩的热情很高。第一天上音乐课时,老师还教我的女儿们如何戴着口罩吹直笛:把口罩下部掀起来,把笛子塞进去。放学接人的时候,我看到老师们在口罩外戴上了麦克风,连接在臀部的便携式音箱上。
但是,5月中旬,中国教育部宣布,如果学生在低风险地区,就不需要再戴口罩了,因此我女儿的学校也放宽了规定。
一些老师不再戴口罩,不过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一直戴着口罩。他们在午餐时发现了废弃口罩的用途:他们把口罩反过来,像小袋子一样,在里面装满骨头和其他食物,然后扔掉。
学校安排了定时洗手的时间,每天下午喇叭里都会响起广播:“体温测量时间到了!”我的女儿每天至少要测5次体温。早上6点半,每位家长都要参与班级微信群的接龙。一位家长会发起#接龙#的标签,并列出自己孩子的姓名、学号、体温(摄氏度),以及“身体健康”的字样。
其他家长一个接一个地发送:“36.5,身体健康”。随着每条“龙”的参与,名单也越来越长。我的账号通常每天都会收到六十条左右的这样的信息。八点过后,还没有参加接龙的家长会收到提醒消息:“某某某的爸爸,快参加接龙!”
我每天都生活在对接龙的恐惧中。每天早晨我都要填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小程序:包括一张每日表格,我要在上面填写自己的体温、位置,以及在过去十四天里是否与湖北(包含武汉在内的省份)的任何人有过接触。
如果我在中午的截止时间前没有填写,一位过度工作的管理员就会“礼貌”地发来提醒(4月11日中午12点11分:“Hessler老师,您好,今天过得怎么样?”)
此外,每天早上还要为我的每个女儿扫描一个二维码并填写其中的健康报告。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更何况还有些奇怪:在参与接龙的第一个月,我收到了1146条微信,上面列出了三年级所有学生的体温。
我在想,这其中有多少是在走过场。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体温检查虽然有用,但只是一种粗糙的方法。他们普遍认为,保持社交距离比使用口罩更有效。
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人们应该戴上口罩,但他也指出,由于使用口罩会影响日常行为,目前还没有数据支持它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有效程度。
而且,尽管中国官方从封锁开始就要求公民戴口罩,但他们实际上并不很大程度上依赖口罩来阻断病毒。中国从不允许居住在病毒传播严重的社区内的居民自由活动。他们从不奢望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良好的判断能减少感染。
相反,策略是实施封锁,直到病毒被消除。小学并未采取更有效但更具繁琐的政策,例如减少班级规模、改造设施、开展户外学习,因为病毒并没有在成都蔓延。而且,虽然政府一直不信任人们在封锁期间制定自己的行为条款,但政府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人们是否愿意为抗击疫情的组织努力工作。
我的一些学生,包括Serena在内,都对家乡的居委会进行了调研。Serena采取了她一贯的执着方法,在两个月内,她每周都会花两三天时间调研当地的一个居委会。
她告诉我,在疫情之前,她甚至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它们就像已经进入休眠状态的古老的生物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党对私人生活还有较多干预,居委会起着突出作用。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对大多数居民的作用越来越小。
2012年,习近平(专题)主席上台后,他着手加强党的结构,包括重新加强居委会的作用。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Serena和其他学生观察到居委会在他们的社区中发展得非常迅速。
在新的政府资金下发后,居委会雇用了合同工,其中一些是被迫关门的当地店主。他们挨家挨户发放资料,询问居民是否去过高危地区,并帮助工作人员追查感染者。
有时他们也会犯错。Serena介绍,1月底,一名官员被派到一个有1136个单元的小区。整整两天,这位官员和那些合同工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午夜,挨家挨户爬楼梯敲门。但他们还是错过了一间公寓:这间公寓无人应答,而他们既没有留下一张纸条,也没有回去进行第二次检查。
很快,他们就再也没犯过这种错误。在Serena与居委会成员相处的过程中,她观察到他们变得更加专业。他们开始了解自己的角色,以及有多可怕。
中国当地媒体报道说,有53名居委会成员在疫情防控的工作中殉职。也有的人因为一点点小错误而被解雇或被惩罚。这就是Serena家乡那位错过一间公寓的官员的遭遇,他被要求写了一份自我批评,这又是党的长期传统。
他告诉塞丽娜,结果,那间被错过的公寓里住着该居民区唯一的冠状病毒感染者。当居委会成员敲门时,那位住户——我姑且称他为刘先生,正在洗澡。
在一周前的一次聚会上,刘先生曾与一位d.j.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来得知,这位d.j.是被另一名湖北人感染的。刘先生三十五岁,单身,精力充沛。在市政府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列出了他接触d.j.后的详细行踪。
在中国,这样的旅居史作为公共资源,可以被所有居民查阅。刘先生的旅居史中显示,在他不知不觉被感染后的三天内,他去了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店、三家加油站和六家餐馆。刘先生的口味多样,从煎饼店到美蛙鱼头,什么都吃。然后他接了一个姓黄的朋友。
然后他去看望他年迈的父母。然后他去上班。然后他发烧了。发烧后,刘先生又去了好几家药店。然后他又接了一个姓李的朋友。然后他又去看望他的父母。然后他又去参加一个聚会。
在微信公众号上,刘先生就是四川东北部的Liupold Bloom(译者注:Liupold Bloom,是姓氏“Liu”与角色名“Leopold Bloom”相结合而生的。后者是长篇小说《尤利西斯》的主人公。
该小说讲述了青年诗人斯蒂芬寻找一个精神上象征性的父亲和布卢姆寻找一个儿子的故事),他在城市中的奇幻之旅每一步都惊心动魄。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
这样细致的旅居史是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指挥下工作的工作人员编写的,他们负责追查感染者的行踪。中国疾控中心大约有三千多个分部,每个分部大概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尽管人数众多,但中国疾控中心与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一样,历来经费不足。
大约有1万名接触追踪员在武汉工作,疫情期间,中国80%以上的死亡发生在武汉。流行病学家告诉我,追踪者被分成五到七人的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受过正规公共卫生培训的人领导。
其余小组成员可能没有卫生背景,他们也都是在十分注重细节的中国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正如同我教育我的学生们一样,而且他们往往具有本地的知识。
许多接触追踪员在居委会或其他政府组织工作,其中也包括警察。随着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追踪小组,疾控中心也招募了其他有技术专长的人。
在上海,24岁的江熹霖是为中国疾控信息和盖茨基金会工作的合同工。江熹霖在牛津大学读博士三年级,研究基因组医学和统计学。他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后,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
3月初,江熹霖担心英国最初对新冠的回应过于自大,他向导师们请求允许他回中国远程学习。“他们都认为我当时想回去是疯了。”他告诉我。
在上海,江熹霖帮助中国疾控中心做模型、写代码和提案。他告诉我,“第一个周末,我在周日晚上12点接到一个电话,没有人说,‘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他们说,‘你把那个提案搞定了吗?’我说,‘没有’,他们说,‘我们需要在中午之前完成那份报告’。 ”他很快就习惯了这样的要求。江熹霖还意识到,如果深夜来电没有声音,往往意味着电话那头的人已经累得睡着了。
那时,很多海外学生等都要回国了。如果能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对控制疾病很有用,所以江熹霖写了一份提案,要求微信的所属公司腾讯提供海归(专题)的I.P.登录信息。“他们拒绝了我,因为数据隐私问题。”他说。腾讯告诉他,他们坚决反对其数据被以这种方式使用。
有一次我和江熹霖在上海吃饭时,他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手机如何通过蓝牙自动互相感应。这样的数据可以用来计算出谁曾经接近过感染者。
在另一次疾控中心的工作会议上,江的一位同事建议使用这个工具。但她的想法很快被否定了。“他们说,‘这违反了数据保护。我们不能这样做’”,蒋解释说。“这让我很惊讶。”
这也让我感到惊讶。鉴于许多封锁政策的手段十分强硬,我曾以为政府会使用任何可用的工具。但似乎有一些来自著名科技公司的阻力。腾讯和阿里巴巴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码”应用程序,协助监测和控制病毒在公民中的传播,但这些工具远不如韩国和新加坡使用的程序复杂。
在欧洲,基于谷歌和苹果公司开发的软件的病毒警报应用已经有数百万用户下载,这些应用依靠蓝牙信号来检测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
在某些地方,健康码应用程序主要通过手动数据传输来记录用户位置的变化:例如,如果用户在机场用他的身份证登记,或者如果他的车牌在收费站被记录。
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中国某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城市曾委托开发一种更好的工具,它将G.P.S.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提醒任何接近感染者的人。
“但那个系统从来没有实施过,即使在那个城市,”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流行病学家说。“因为数据隐私问题,它无法获得政府系统某处的批准。”他指出,虽然一些应用程序通过手机信号塔跟踪位置,但它们并没有使用更准确的G.P.S.数据。
“可以说,对新冠最有用的是老派的科学,”他继续说。“方法论是五十年或七十年前的。它没有改变。”江熹霖告诉我,当使用自动数据收集的建议被拒绝时,其他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也有抱怨。
但后来他们还是卸下了心头大石,继续做着电话和面对面访谈的艰苦工作。疾控中心的政策是,只要有新的案件出现,就会立即打电话给追踪员,哪怕是在半夜。他们有八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追查工作。
6月,北京在五十六天没有报告本地传播病例后,一个叫新发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突然爆发。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这个地方管理得很好:需要戴口罩,任何人进入都要出示健康编码,并测量体温。
即便如此,还是有三百多人被感染,所有的预警系统都没能在早期发现。第一次预警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感到不舒服,到医院要求检查。这又是一个老派科学的例子:有效的公众沟通。
该男子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症状,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前往医院,以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感染他人。之后,政府锁定了北京部分地区,一个月内,近1200万居民接受了拭子检测。该市每天有能力检测四十万人。
“最近在数周没有确诊病例记录的地方爆发的疫情表明,这种病毒很难被彻底消灭,”香港(专题)大学医学院长梁嘉柏告诉我。“冠状病毒往往聚集在超级传播事件中。它可能会突然爆发出一个爆炸性的事件。”
中国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川东北的Liupold Bloom在城市里流窜了8天无人看管,结果似乎总共感染了0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刘某所在城市的一名居委会成员被处分,就像北京的疫情导致6名官员被处分一样。刘本人从来没有得过大病。他在冠状病毒病房隔离了一周,感觉还不错,检测结果为阴性。
然后,又在宾馆里严格隔离了近两周,他的检测结果又是阳性,又回到医院隔离。等到刘终于被释放到药店、加油站、美蛙鱼头餐厅的世界时,他已经在医疗隔离中度过了六十五天。Serena致电要求采访,但一位居委会成员说,这段经历让刘的心理太脆弱了。
第九周,也就是四月下旬,我和一个大一班级一起批改学生的作文。在课程结束时,我问大家对作文有没有什么问题。停顿了很久,一个学生在文本框里输入:“你能谈谈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整个学期,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笼罩在我们的交往中。第三周,一名中国官员在Twitter上声称,美军可能将病毒带到了武汉;第四周,川普开始说“中国病毒”。
随后,美国的死亡人数超过中国,接着第六周,美国的数字爆发了:到第十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十倍,到第十五周,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二十倍。
在第十六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程讨论了《纽约时报》驻北京作家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的一本书节选,我告诉他们,约翰逊的签证早在第四周就被撤销了。这是两国政府之间针锋相对的交流的一部分,两国政府轮流驱逐对方的记者。
这学期后期,有些学生的作文提到了Freud(译注:Sigmund Freud,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之死,起初我很困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学生读到关于George Floyd的中文新闻报道后,把这个名字通过机器翻译成中文再翻成英文的结果。即使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距离还是很重要,在这样的时期,我渴望面对面的交流。
我尽最大努力谈论太平洋彼岸发生的事情,但学生们对通过音频和文字发表自己的意见持谨慎态度。我记得在九十年代,我是多么依赖视觉线索,当时某些话题能让一教室的中国学生都垂头丧气:文化大革命,或者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或者每次提到中国的贫困。
如今,在更加繁华的成都,人们在当面交谈时,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那么拘谨。他们笑谈川普,在很多人眼里,他并不值得重视。随着春天的到来,谈话中常常包含一个标准结论:疫情表明,中国人重视生命而非自由,而美国人则正好相反。
我不喜欢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也没有考虑到政府在【…………】,也没有考虑到任何一些【…………】国家在处理危机时都比美国人好得多。
另外,美国也没有国有烟草公司从事口罩搭配万宝路的促销活动)。我试图传达这样一个观点:目前美国人的失败并不狭隘地反映出民族性格或价值观,而是一种制度的崩溃:领导力和制度结构的危机。
而中国战略的许多方面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被采用。隔离测试阳性的个人的严格政策也适用于儿童,即使他们没有症状,他们也会与父母分开。6月,一名一岁的巴基斯坦人乘飞机抵达中国,检测结果呈阳性。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名婴儿被扣留接受医学观察。
这种极端例子往往会分散对中国方法中更有用的内容的注意力。在上海的中国流行病学家也曾在美国工作多年,我问美国人是否有什么可以从中国的现状中学习的地方。“社区参与。”他马上说。“我们在美国没有居委会,但找到一些替代方案很重要。”
他指出,如果美国的系统有适当的资金支持,公共卫生服务或许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家Jennifer Nuzzo告诉我,在美国,接触追踪是一种失传的艺术,“我们对2019年的麻疹爆发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在做非常基本接触追踪,它对资源的要求极度苛刻,而公共卫生已经土崩瓦解。”
从我的角度来看,也有教育和努力的问题。尽管中国的学校教育中涉及到政治灌输,但这个系统教会人们尊重科学。勤奋是另一个核心价值,不知为何,社会更加繁荣却不失锋芒。近四分之一世纪前,我教过的年轻人都是被摆脱贫困的愿望所驱使的;如今,我的中产阶级学生的努力程度不减当年,因为他们的环境具有极强的竞争性。
这样的特质非常适合抗击流行病,至少在政府机构有效引导的情况下确是如此。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反应往往显得很被动,即使是开明的公民似乎也认为,遵守封锁命令,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就足够了。但任何控制病毒的尝试都需要积极的、有组织的努力,而且需要强有力的机构指导。
相反,狼奔豕突的美国领导层似乎对寻找替罪羊更感兴趣,有时还带有种族色彩:“功夫流感”和“中国病毒”。整个春天,中国政府不时地做出反应,对美国和其他外国进行抨击,但这种紧张局势对我在成都的生活影响不大。日常交往仍然很友好,人们经常特意告诉我,政府之间的问题与我们的私人关系无关。
但我担心我的女儿们,她们是这所拥有两千多名学生的学校里唯一的西方人。整个春天,我们的孤独与日俱增:我的大部分美国熟人都离开了,在街上很少能看到一个老外。
五月底,我的双胞胎孩子告诉我的妻子、Leslie和我,他们班上的一个男孩发表了一些反美言论,但我们没有对老师说什么。实际上,所有女孩的同学都对她们很热情,而且,新闻上什么都有,似乎难免会有零星的反美情绪。那一周,George Floyd被杀,美国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数已经接近十万。
不过,老师的反应很快。下周一,她站在全班同学面前,讲了一个故事,用中国人的方式,强调科学、教育和努力。她谈到了埃隆·马斯克,她描述了他位于加州的公司如何在上周末成功地将一枚载人火箭发射到太空。在故事的最后,她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强项和弱项。”
在第十六周,我终于进入了教室。一个多月来,一直有传言说本科生会回来,其他一些省份也是如此。但最终的决定权总是留给地方官员,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一旦爆发,他们才是被惩罚的对象。
在四川大学,管理者似乎决定,这不值得冒这个险。大四学生被叫回参加期末考试,还有其他提出特殊要求的学生,但大多数年轻的本科生被鼓励留在家里。我很失望,我本来希望能最终见到大家。我的大一学生没有一个人回到校园。
最后,它变成了另一种类型的戏剧:服装彩排。大学引进了发烧帐篷、送货机器人和面部识别扫描仪,但我感觉到,管理者主要是在测试系统,为秋季做准备。中国的流行病学家告诉我,他们担心第二波感染的可能性。尽管该国目前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似乎从未感到满意。
“没有长期计划,”上海一位流行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一个国家有长期计划。”另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社会疏导的缺失表示担忧,认为中国需要准备好使用比封锁更不积极但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措施。“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告诉我。“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些聪明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回学校第一个星期,只有四个学生来上我的非虚构课。Serena, Emmy, Fenton和Sisyphos. 这就像有一个演播室的听众,我们五个人来回交谈,但我们用耳机和麦克风与其他还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人连线。每个回校学生都有回来的理由。
Emmy是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和Serena一样,她已经厌倦了在一个又吵又挤的家里生活。Fenton需要在校医院完成一些口腔治疗。而Sisyphos作为大四学生,也需要回来参加考试。
他来时戴着口罩,但他看到其他人都没有戴口罩,就把口罩摘了下来。他个子很高,头发微微卷曲,他说秋天他将在在上海继续就读经济学的硕士项目,看来大部分大四学生都要继续读研,政府为了减轻就业市场的压力而扩招。
即使在网上,我也感觉到Sisyphos很害羞,我从来没有点名,问他起名的故事。但现在我问起了,他微微红了脸。他解释说,他是在高中时选的,因为他喜欢希腊神话。
“那现在石头在哪里?”我问道,“在上面还是下面?”
Sisyphos把他的手放在胸口。“它在中间。”他说。
我常常在想,春天的经历对这年轻一代“新冠的小孩”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历史如此之近,而且我实际上是在报道历史,”Serena在她最后的一份作业中写道。“我想我从现在开始要开始记笔记了。”她说,与居委会相处,看到官员和警察在抗击疫情,也让她对上一学期的研究有所思考。
她意识到,过去这样尽心尽力、勤勤恳恳工作的居委会官员,却被天主教徒和同性恋社区等群体所反对。“他们都是好人,”她写道。“他们只是碰巧立场不同,有时会起冲突。”
整个学期,我一直试图与耳机里的声音联系起来,我知道这样的交流在未来会变得更加困难。有不少学生放弃了出国留学或去美国读研的计划。
7月,在川普政府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后,中方作出回应,关闭了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中美关系中的一些伤害必然是长期的,无论如何,国家经验已经出现了分歧。到7月初我登记期末成绩时,美国每两天记录的病例比中国在整个流行病期间报告的病例还要多。
而年轻的中国人从危机中得到的教训,很可能与年轻的美国人截然不同。在我的学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许多人表示对他们的政府有了新的信心。
从牛津大学逃到上海的罗德学者江熹霖告诉我,他也注意到了来自复旦大学精英阶层的同龄人的变化。“即使是我最反政府的朋友也开始对政府产生了信任。”他说。在我最后一次调查中,我让学生们对未来的感受进行评分,评分标准是1到10,其中1是最悲观的。中美关系的崩溃、大流行病的爆发、全球50万人的死亡……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平均评分为7.1分。
最后一节非虚构课,在第十七周,只有三个学生来参加。Sisyphos走了:像所有的大四学生一样,他提前毕业了。不知怎的,Serena、Emmy和Fenton知道了我的生日在前一天,他们举办了一个惊喜派对。机器人给他们带来了气球、彩纸和组成生日标语的字母,他们还让人把蛋糕和一种叫冒菜的四川辣菜送到了一个大门口。
Serena把远方同学的留言和照片打印装订成册。用中国人的方式,这些留言是自嘲的。“谢谢你看了我的粗文(对你来说相当折磨)。”一个学生写道。
四个月来,我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文字和他们的项目中认识了他们。现在,在书页中,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面孔。
Cathy,她在河北调查了转行送奶的男子;Elaine,她在西安的女同性恋酒吧呆过;Hongyi,她做了成都的银行经理的小跟班。细节很重要,我们一学期都在强调atrick戴着眼镜,Dawn留着齐肩长发,Meredith带着一只狗站在沙滩上。
所有的学生都面带微笑,姿势自然,不像以前的照片。
我最希望我们还是能亲自见面,但知道他们存在于远处某个地方也不错。
来源:纽约客 |